从嘉庆初年至1900年前后，兴义教育文化掀起第二次高峰。这次高峰的标志，就是以笔山书院为代表的清末教育独步全省。那么，有哪些故事让我们无法忘却呢？

　　嘉庆二年的战火之后，催生了黄草坝置县。于是，兴义县横空出世，黄草坝这个古老的村寨终于成为县治所在地，历史到了一个新的拐点！

　　嘉庆三年，云贵总督鄂辉在《请设兴义县疏》写道：黄草坝改设县治，应请将普安学正、训导二员内，拨出训导一员移驻该处，作为兴义县学训导，其生童学额，请于普安州拨出二名，另设六名，一共八名，定为小学。

　　自此，兴义县有了自己的秀才名额，同时设文庙于县衙之后，文庙旁设训导署专管全县的教育文化。嘉庆四年定兴义县学廪、增生各二十名。岁试，文武生各八名；科试岁贡生二岁一人，拔贡生十二年一人。秀才到贵阳参加乡试，未中举但成绩优异者可授贡生。贡生可择其优异者选任训导之职。按规定考取秀才之后国家就取消重体力活之类的劳役，比如修路修桥修庙等。如果成为廪生，国家每年还要给四石粮食（1600斤），每当乡试之年，秀才可以集中在县文庙温习功课，交流学习心得，知县或训导会到文庙去讲课或指导秀才学习。一些有钱人捐钱捐粮供给考生，甚至资助贫困考生的路费。

　　兴义置县之后，朝廷派来的知县及训导大多为外地的举人进士。这些饱学之士，重视文教，促进了兴义教育文化的发展。他们主要有郎岱（今六枝）举人张廷宦；云南弥勒进士陈熙；广东潮州进士张宗阳；广东举人徐序经；广西桂林举人廖大闻等等。

　　兴义笔山书院设立年代，一直存有分歧。清咸丰《兴义府志》记载，“笔山书院，在兴义县东门外。南向……”，“先是，县无书院”，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，知县杜友李令诸生倡建书院。是年邑试，文武童生四百，人人捐钱千，计得四百千，益以邑人捐银，遂购东门外江西吉安会馆旧址建书院。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年）又购地拓展笔山书院。道光年间，徐序经又购地扩大范围。

　　以上为笔山书院设立年代的其中一说。近来，黔西南州成立“笔山书院”文化研究专班，通过查证相关史料，确定笔山书院始建于乾隆十一年（1746），即兴义建县之前就有了笔山书院。

　　据《兴义府志》、民国《兴义县志》记载，置县后至清末废科举，兴义共有岁贡生54人，恩贡生25人，拔贡生16人，优贡生1人，副贡生2人，贡生、秀才参加贵阳举行的乡试，考不中就只有设馆教学，这样就形成良性循环，推进了兴义教育的普及。

　　兴义置县之后六十年里，经济繁荣，人口迅速增加，不少大户从外省迁入兴义后发展壮大，如泥凼何家从江西临安府迁来，下五屯刘家从湖南宝庆府迁来，周璧赵家、革里窦家从云南曲靖府迁来，原来的一些大家族如景家、邓家、花家却又陆续迁走了。

　　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成果最重要的是咸丰年间《兴义府志》对兴义历史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。《兴义府志》撰写历时十多年，中国清代著名地方志专家、湖南人邹汉勋在编撰《遵义府志》《大定府志》获得广泛赞誉之后，受张锳聘请最后编校《兴义府志》，其中兴义县的史料占了重要的部分，这部书是后代编撰地方志的重要基础，这可以说是兴义置县之后最大的历史文化成果。其次是鲁屯牌坊群，集雕刻、书法、文学等为一体的艺术瑰宝，现在已成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再次，是大量精美的古墓、古碑、古庙几乎也出自于这一时期。

　　咸丰三年，鲁屯人胡尔昌中举。在战乱中，胡尔昌举家逃难时仍然不忘讲学。后任甘肃岷州知府，几年后辞职还乡从事教学，门生众多。正当各种文化再次交流、碰撞、融合、发展，似乎要出更多举人进士的时候，战乱又开始降临兴义县，白旗起义爆发！

　　白旗起义在兴义这块土地上整整厮杀了十二年，刀光剑影，生灵涂炭，县城几陷几复，乡村满目疮痍，第二座笔山书院再次毁于战乱。

　　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，笔山书院发生了一件文化盛事。乡绅刘官礼请云贵著名书画家孙清彦书碑。孙是云南呈贡人，贡生，工于书画。白旗义军攻陷府城安义镇（今安龙），孙清彦退入永康堡（bǔ）避难，与刘官礼成为生死之交。后来孙清彦署兴义知府，战乱平定之后，孙清彦调安顺等地任职，这一年孙清彦重游兴义。刘官礼便恳请孙清彦书写《学书枝言》以激励兴义学子，孙清彦爽快应承。据兴义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、书法家熊洪斌先生研究，此文写于1863年，6000余字，主要谈书法理论及运笔方法等等，是书论和书法的完美结合，填补了贵州近代书论的空白。新书院完工后，几块文化含金量颇高的书法碑被搬迁至老鹳坟新址，成为书院的“镇院之宝”，被誉为“山泽遗珠”。

　　光绪九年（1883）地方官绅成立培文局，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。鉴于“老书院”地势高峻，不利于扩建兴学，在刘官礼的力推下，于老城东北老鹳坟兴建笔山书院。新院于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建成，共26楹，分三进院落。

　　1900年以后，笔山书院的院长先后由贵阳举人姚华、徐天叙，安顺举人熊范舆等担任。姚华后考中进士，成为清末民初著名的书画大师、曾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校长。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，笔山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。

　　1904年11月，林绍年任贵州巡抚，将振兴文教作为改变贵州贫困落后面貌的重点工作。他认为，贵州之所以“岁入钱粮不及他省一郡之多”，关键是“教育不兴”，于是在林绍年及各地贤达的支持下，1905年，贵州有三批士人及官员共一百五十六名赴日本留学及考察，兴义人刘显治、赵显彬等即在此列。鉴于兴义刘官礼对贵州教育新政的大力支持及突出成绩，林绍年特送一块木质烫金大匾为刘官礼祝寿，上书“元老壮猷”四个大字，这块大匾至今完好地保存于兴义刘氏庄园陈列馆，它见证了兴义清末教育的辉煌。

　　清末从兴义走出来的人物，比起乾隆那些兴义举人来更加可圈可点，刘显世成为贵州军阀的鼻祖，是西南诸省的封疆大吏；王伯群加入同盟会，追随孙中山，官至国民政府交通部长；王文华任黔军总司令，推进了贵州军队的现代化进程；何应钦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、行政院长等等。如果从文化素养来看，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。王伯群善书法，尤喜篆体，常与梁启超、章太炎、孙中山等人唱和，创办大夏大学，为上海四十多所私立大学之首，被尊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创始人之一；刘显治居北平，与康有为、姚华等过往从密；何应钦与于右任、张大千亦师亦友，称兄道弟，于、张二人的书画是何应钦陈列馆的重要文物；刘显世主政时期，贵州大量启用前清举人进士和留日归来的学生，倡议编修《贵州通志》，兴义刘氏家族成为贵州民国初年政治气候的晴雨表。笔山书院及清末教育创造的历史文化辉煌我们至今无法逾越。

　　当年，一部分前清秀才、贡生并没有外出任职，而是留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，比如秀才刘以诚就是王文华、王伯群的启蒙老师；丰都周壁赵学坤曾参与重修笔山书院，后任书院斋长；木贾人蒋国屏任教笔山书院等等。他们言传身教，兢兢业业，成为兴义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，为兴义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初审：雷婷景

复审：王成凤

终审：马艾莉